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公然违背国际公法挑战人类文明，大量使用生物化学武器，进行残酷的细菌战和化学战。浙江是遭受日军细菌战时间最早、受害地域最广、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最重的省份之一。

浙江受日军细菌武器侵害历时9年，地域涉及杭州、宁波、温州、绍兴、金华、衢州、台州、丽水等8个市，约30个县。日军在浙江投放了包括鼠疫、霍乱、伤寒（副伤寒）、痢疾、白喉、炭疽等细菌。由于细菌的易传染性，加上战时人口迁移频繁，日军撒播的疫菌迅速在浙江各地扩散开来，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一、日军在浙江实施细菌战的经过

日本自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后，逐步将东北变成开展细菌武器研制的大本营。从1936年至1939年，先后在中国境内建立了五大细菌部队，即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第731部队、关东军兽疫预防部——第100部队、华北防疫给水部队——“甲”字第1855部队、华中防疫给水部队——“荣”字第1644部队、华南防疫给水部队——“波”字第8604部队。日军参与浙江细菌战的是第731部队和南京“荣”字第1644部队（以下简称第1644部队）。

1939年7月29日，《绍兴新闻》报道日军飞机在绍兴县

散播带传染病菌白色粉末的消息

根据档案记载，日军从1939年就开始在浙江实施细菌武器攻击，一直持续到战败结束为止。日军实施细菌战的主要方式是飞机撒播、人工投放。日军在浙江实施大规模细菌武器攻击主要有3次。即1940年对衢州、宁波、金华的攻击，1942年浙赣战役期间对浙赣铁路沿线衢州地区、金华地区、丽水地区的攻击，1944年和1945年龙衢战役、丽温战役期间对衢州地区、温州地区的攻击。

（一）日军1940年的大规模细菌武器攻击

1940年，日军第731部队在日军参谋本部的指挥下，与第1644部队一起，准备在浙江省实施

侵华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细菌攻击作战。为实施这次大规模的细菌战，日军进行了精心策划。当时在南京任中国派遣军作战课主任参谋的井本熊男（担负联络日军各方在华中战场实施细菌战的职责）在《井本日志》中，对1940年日军在浙江实施细菌战的准备酝酿、作战方法、目标、命令的发布和实施过程等，都作了记录。

8月初，第731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率领由第731部队40余人组成的“加茂部队”，携带大量细菌武器，由陆路和水路陆续抵达杭州笕桥原中国中央航校。与此同时，由第1644部队抽调的50人也到达杭州，与石井四郎率领的“加茂部队”联合组成“奈良部队”实施细菌作战。

根据《井本日记》记载，从1940年9月18日至10月7日，日军在浙江共进行了6次细菌武器攻击，但限于史料，无法搞清楚日军每次细菌武器攻击的具体时间、地点和详细情况。从中方有限的记载中，仅知道10月4日，日军1架飞机两次侵入衢县上空撒播麦粒、跳蚤等东西；10月5日，日军1架飞机在诸暨县城撒播白色丝状物。10月7日至11月28日，日军又对宁波、温州、金华、台州、丽水等城市实施细菌武器攻击。这一次大规模的细菌攻击作战，日军称为“保号作战”。

1940年10月4日，日机侵入衢县上空，撒播了大量带有鼠疫菌的麦粒、黄豆、粟米、棉花、白色粉末和跳蚤。10月10日后，衢县开始出现疑似鼠疫病人死亡。11月20日，衢县卫生院根据患者症状，初步认定为腺鼠疫。

11月23日至30日，省卫生处根据衢县政府的报告，组织防疫处赴衢县调查，在福建省防疫专员柯主光协助下，经过诊断、镜检、细菌培养和动物接种，正式断定为腺鼠疫，判定衢县已经发生鼠疫疫情。到1941年底，衢县鼠疫已蔓延到城区39条街巷及13个乡镇，死亡人数达2000余人，并向开化、江山、义乌等地扩散。

1940年10月27日早晨7时左右，一架日机窜入宁波市区上空，撒下大量画有日本、德国、意大利国旗和两手相握表示“中日亲善”图案的传单后飞走。当天下午2时许，日机再次飞入，投下大量麦粒和面粉，宁波市中心开明街一带的上空顿时形成一片淡黄色云雾。在谷物等的掩护下，大批染有鼠疫的血红色跳蚤被投到地面。第731部队军医金子顺一在1943年撰写的秘密研究细菌武器的论文《PX（鼠疫跳蚤）效果测算法》中，明确写到在宁波投掷的“PX为带鼠疫的印度克蚤”，并对这次投放鼠疫跳蚤的数量作了介绍：“同年（1940年）10月27日，在宁波投下2公斤鼠疫跳蚤。”跳蚤投下后，29日就有人染上鼠疫病，并相继出现暴死事件，引发鼠疫流行。宁波疫情死亡者中有名有姓可查的有135人。但由于防疫措施得力，没有在更大范围流行。

11月22日，日军飞机对金华“进行了空中侦察”。27、28日，日机又在金华上空直接播撒鼠疫杆菌。日军对金华的细菌武器攻击，采用的是从高空直接投放鼠疫原菌的方法，由于鼠疫菌死亡，所以在官方的记载中金华并未发生鼠疫流行。但据《新编浙江百年大事记》记载：“日机散播鼠疫菌后不久，金华一带鼠疫开始流行。据统计，至年底金华因患鼠疫死亡人数达160人。”

虽然日军在金华的细菌武器攻击没有引发大规模鼠疫流行，但由于衢县鼠疫的暴发流行，蔓延至义乌、东阳和浦江，尤其是义乌和东阳，深受其害。

（二）日军1942年的大规模细菌武器攻击

1942年，日军为了配合浙赣战役的作战，根据日军大本营下达的“大陆命第666号”及“大陆指第1217号”命令，加大了细菌战的力度，在浙赣作战结束撤退时撒播了大量细菌。这次细菌战造成金华、衢州、丽水地区众多百姓死亡。

除此之外，日军细菌部队还在义乌等地进行人体细菌实验。1942年10月，义乌崇山村村民王焕章感染鼠疫死亡，其后崇山村疫情凶猛，2个月内死亡404人，疫情还蔓延到周围23个村，累计死亡700多人。

当时日军驻义乌的第1644部队打着“免费治疗”的幌子，在崇山村林山寺对18岁的鼠疫患者吴小奶进行活体解剖。死者赵六妹在出殡路上被日军拦下开棺剖尸。日军把她们的器官做成检验细菌实验效果的标本，并把从鼠疫患者或病死者身上提取、培养的鼠疫菌命名为“松山株”（松山即崇山）。事后，日军为毁灭证据，于11月18日焚烧了崇山村整个村庄。

浙赣战役期间投放细菌的日军飞机丽水各疫区强迫消毒；龙游疫厉盛行，死者已千余（《东南日报》1944年10月28日第三版）

（三）日军1944年、1945年的大规模细菌

武器攻击

1944年6月，日军为配合豫湘桂战役，在浙江相继发动了龙（游）衢（州）战役、丽（水）温（州）战役（亦称第二次浙赣作战）。日军在撤退时故伎重演，以地面人工撒布和空中飞机投撒的方式再次对衢州、丽水、温州、金华等地区撒播鼠疫、霍乱、痢疾、伤寒（副伤寒）、疟疾、炭疽等疫菌，使浙江的疫病流行达到又一个高峰，其中衢州直到1948年底才得以有效控制。

细菌武器的残酷性不仅在于其巨大的杀伤力，还表现在死亡的过程十分痛苦：鼠疫患者高烧难忍、头痛难禁；霍乱患者上吐下泻，最后成了干尸；炭疽患者奇臭无比，往往溃烂至死。

二、日军细菌战造成浙江重大人员伤亡

浙江受日军细菌武器侵害历时9年，鼠疫、霍乱、伤寒（副伤寒）、痢疾、白喉、炭疽等烈性传染病在浙江各地流行蔓延，尤以鼠疫危害最为严重，使原本非鼠疫流行地区的浙江，先后形成了宁波、金华、衢州、丽水和温州等鼠疫流行区，有些地方还成为鼠疫疫源地。

在浙江各鼠疫流行区中，宁波是最早发生鼠疫流行的疫区。宁波鼠疫由于防疫措施及时彻底，疫区的流行时间最短，死亡人数最少，流行区域也最小，未造成鼠间蔓延，所以被扑灭后没有形成鼠疫疫源地。

浙江的第二个鼠疫流行区，是以衢县为中心的浙赣沿线疫区，主要以衢州、金华为主，波及江西的上饶、广丰一带，并形成了两个鼠疫疫源地。日军对衢州、金华等浙赣铁路沿线城镇进行的3次大规模细菌武器攻击，致使该疫区先发生鼠疫流行，后又发生鼠疫、霍乱、伤寒与副伤寒、痢疾、疟疾、炭疽等传染病混合大流行。

1940年10月4日，日机空袭衢县城区，散播鼠疫跳蚤，造成衢县爆发鼠疫流行。由于当时的人员流动以及城区有些患者为了逃避隔离而外出投亲靠友，致使鼠疫很快蔓延，使衢县成为鼠疫疫源地。

1941年9月2日浙赣铁路员工郦冠明在衢县疫区染上鼠疫，发病后逃回义乌县城北门街家中，6日因病重不治死亡。1个月后，北门街一带开始陆续出现鼠疫患者。由于居民畏惧传染，纷纷逃离，致使疫情迅速扩大，义乌成为新的鼠疫疫源地。

1940年10月至11月期间，日军对包括金华、衢州等地进行细菌武器攻击，导致两地鼠疫开始流行扩散。与此同时在龙泉、庆元边界的小梅地区发现鼠疫，且一直延续到1941年春，龙泉亦成为新的鼠疫疫源地。

浙江的第三个鼠疫流行区，是浙南地区。1943年，由于“浙南局势动荡，鼠疫遂乘机激起极大流行，沿瓯江流域各县如龙泉、云和、丽水、永嘉与碧湖先后流行，松阳、青田之接近疫区者亦发生少数病例”，特别是“1943年冬，由病人从龙泉经瓯江水路传入永嘉城区，次年发生流行，继而扩散至周邻各县”，温州永嘉亦成为鼠疫疫源地。

日军在浙江实施细菌武器攻击，造成大量人口伤亡。根据当年历史档案记载和2006年至2008年全省进行的“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社会大调研，以及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日军在浙细菌战课题组”调查研究，全省死于细菌武器攻击的约6万人，全省受伤害者数倍于此。

其中衢州地区死于细菌武器攻击的有39938人，丽水地区死于细菌武器攻击的有6840人，金华地区死于细菌武器攻击的有平民5675人、国民政府军2393人。这些死亡的普通民众中，大部分是感染鼠疫致死。如丽水死亡的6840人中，感染鼠疫死亡的就有4997人；金华地区死亡的5600余人中，感染鼠疫死亡的有2770人。

在日军实施细菌武器攻击的过程中，除了普通民众感染细菌死亡外，国民政府军中也有不少人感染甚至死亡，特别是在1942年和1944年的两次浙赣战役中，日军散播了各种细菌，以削弱国民政府军的战斗力。但是，一方面由于无法查找当年的军队档案记载，另一方面由于军队四处作战，流动性很大，难以寻找到当事人或见证者，故国民政府军中因感染细菌而死亡的人数无法统计。

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看，武义县在开展社会大调研时，查到当年驻扎武义一带的国民政府军中有2393人因感染细菌死亡；1944年丽水县遭日军细菌武器攻击时，据时任丽水县卫生院院长洪涛在《丽水县卫生行政及其业务工作之概述》（民国34年）中记载，仅城郊驻军染疫死亡者当在千人左右。

参加过日军第三次远征队的古都良雄在伯力受审时交代，他于1942年7月间被编入由石井四郎亲自率领的日军第三次远征队。8月份到达衢县，远征队根据石井四郎的指示，除了把事先准备好的、装有伤寒和副伤寒的轻铁瓶和玻璃瓶掷入蓄水池、水井、沼泽、建筑物和村民住房里去，还预备了3000个注射过伤寒与副伤寒菌的烧饼，运送到设在衢县东郊沙湾村附近的中国战俘集中营（原国民政府军第十三航空站招待所营房内），直接分发给集中营里的中国战俘吃，并且还把此事作为“慈善”事业拍摄了照片。同时，还假借为战俘“治病”之名，给一批伤病战俘吞服菌液，然后把全体战俘从集中营里放走，目的是要引起伤寒和副伤寒病的流行。

但是，驻扎浙江、特别是参加两次“浙赣战役”的国民政府军中，到底有多少人因感染细菌死亡目前尚不清楚。所以，国民政府军中因日军细菌战引发的疫病情况还有待于进一步挖掘史料。另外，当年随浙江省政府迁居丽水云和的各机关、机构、企事业单位等2万余人中，也有一大批鼠疫受害者，因这批人不是当地人，也不知道其姓名，故当地在统计死亡人数时也没有将他们统计在内，所以其死亡人数亦未统计在6万人的数据中。

三、日军细菌战造成浙江无法估量的财产损失

日军细菌战给浙江造成的财产损失，由于年代已久，现在已经无法准确统计。仅从文献记载的一些史实来看，这个损失也是巨大的。

在疫情暴发初期，当地政府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往往采取焚毁疫区住宅的方法进行预防，这给居民财产造成巨大损失。

1940年10月27日，日军在宁波开明街散播细菌引起鼠疫爆发流行后，为防止鼠疫进一步蔓延，鄞县县政府在征得省政府同意后，决定从11月30日晚上7时始，烧毁疫区的全部房屋及遗留的财物。开明街疫区被焚住户（包括店号）115户，房屋137间，占地面积约为5000平方米。这次焚烧历时4小时，疫区内所有建筑物尽付一炬，整个开明街变成一片瓦砾废墟，被后人称为“鼠疫场”。

1940年12月，为了迅速消灭鼠疫的传染源与媒介鼠及跳蚤，衢县县政府根据县防治鼠疫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不得不焚毁柴家巷、罗汉井巷、上营街等10户鼠疫疫户的房屋，共计34间。衢县鼠疫传到义乌后，为防止疫情扩散，义乌县政府也于1942年1月5日下令将苏溪镇徐界岭疫区的20余间住宅全部焚毁。

1943年8月下旬，设在云和县妙严寺内的浙江省儿童保育院暴发鼠疫，为防止疫情蔓延传播，政府无奈下令全体难童丢下全部物品，脱下全身内外衣裤，换上全新经过消毒的新衣，撤往庆元。8月30日，一把火将一座数千平方米的唐代古寺烧为灰烬。这个重大损失是无法估价的。

1946年五六月间，家住温州城区下横街与天灯巷交界处的黄昌洪一家4口先后染疫死亡，国民政府为控制鼠疫在温州城区的传播，将黄昌洪家的两间平房和红兴山货行的一间库房全部烧毁。

除了国民政府为防止疫情蔓延而采取焚烧疫区居民住宅外，日军在撒布细菌后，为了避免自身染疫，更是惨无人道地焚烧民房甚至整个村庄。

1942年6月20日，入侵衢州城区的部分日

军在大南门、坊门街、西安门一带也染上了自己撒布的鼠疫。日军为了防止部队内部发生鼠疫流行，将部队迅速转移至城郊驻扎，并将染疫地区附近的民房烧毁；同时，在发现鼠疫的地段张贴“此处有鼠疫，禁止进入”的日文告示，以防止日军官兵再次进入该地区而被感染。

义乌崇山村1942年10月疫情暴发后，占据义乌的侵华日军也十分恐慌，害怕自身被传染，便残暴地火烧崇山村，致使崇山村700多人无家可归，9名染疫者在床上被活活烧死，2名冒险救火的村民被日军开枪击伤，造成历史上闻名的崇山村惨案。

日本《朝日新闻》刊登的日军在义乌实施细菌战相关报道

除了以焚烧疫区住宅、建筑物来阻断疫情的传播，不少地方还采取了拆毁疫户房屋、“改善”房屋及周边环境的措施。如庆元县在1943年一年，为防治鼠疫拆毁疫户房屋4000余间。又如，衢县发现焚烧疫户住宅并不能阻断家鼠向周围住宅逃窜，反而威胁周围邻居的安全，因此1941年4月以后，不再焚烧疫户房屋，而改为封闭和改善疫户住宅，对疫户住宅和疫区进行全面消毒。这也是一笔巨大的费用。

庞大的防疫经费和昂贵的治疗费用以及殡葬费用，对政府和患者家庭来说也是一笔沉重负担。

防疫的工作量巨大，防疫经费支出涉及面也很广，主要有几大块：防疫机构和医疗队伍的组建及运转、临时雇用防疫工作人员、检疫检验、建隔离病院、迁移、封锁疫区和封闭疫户、注射疫苗、购买消毒防疫器械和药品、捕鼠灭鼠、封锁交通、开展防疫宣传、清洁卫生大扫除等等。这些经费的来源主要靠3个渠道：上级政府拨款或拨物、本地政府开支、向社会募集。因此，浙江省及各地在防疫方面，经费都十分紧张，经常是捉襟见肘。

《东南日报》曾于1944年7月2日报道过丽水防疫经费紧张的状况：“丽水现为浙南水陆交通要道，而防疫经费，据闻每月仅有二万元，所有人员，则由丽水卫生院借用，财力人力，均感不敷，万一疫区迅速扩大，以丽水在交通上的关系，贻害之大，迨可预料。”

1945年，常山疫情严重，衢州《大明报》发文呼吁：“成千成万垂死病人需要大量药品急救，全县死亡率已突破万人。……本县党政机关前也曾拨款派医下乡诊治，无如杯水车薪，何济于事，因此，机关法团纷纷电省紧急呼吁，并于即日派员连夜晋省请命，成千成万的病人，正在奄奄一息，渴望着大批的医师、大量的药品，拯救各地垂死的生命。”

再以衢县为例，1941年8月25日下午,衢县临时防疫处召开第十二次会议，其中专门报告了卫生署医疗防疫总队第四路大队长周振和防疫专员伯力士、省卫生处长陈万里共赴江西上饶见第三战区参谋长时谈及防疫经费的事情，参谋长告知：“衢县防疫经费已于6月23日向蒋委员长请准，拨款20万元，自8月份起，另编支出预算，即可动用中央款。浙省拨款应于7月底作一结束，余数尽量购作灭蚤剂之用”。从中可以看出，一个县的防疫经费，如果要动用中央款，必须要蒋介石亲自批准。

关于治疗费用，根据1944年10月22日《东南日报》载，治愈一个鼠疫病人需要15天以上，不计医护、营养等其它支出，单是药费就要15万元。这个数额对当时一般人来说都是难以承担的，那些贫困家庭，染疫之后，更是无力医治，基本上是卧以待毙。有些疫病，如炭疽病所需的医疗费用，更是远高于此。许多人由于无钱就医，只得听天由命，病烂至死。由于要长期治疗，且幸存者很少，这些费用已经无法统计。

殡葬费用方面，由于疫病传染性强，抬棺和埋尸工作都充满危险，因此，殡葬费用也比较高。丽水县1944年11月召开的县第五次防疫紧急会议上，对抬棺费用作出明确规定：“出丧抬工每名不得超过六百元。”1941年7月，衢县临时防疫委员会第九次工作会议议决：“自7月份起，病尸掩埋土工工资按每埋尸1具，发给津贴5元”；1946年11月，衢县临时防疫处第一次工作会议议决，“担架抬病人，每次每名津贴2000元，掩埋每次每名6000元”。

疫情传播之烈，已经引起人们的极度恐慌，愿意抬棺埋尸者也越来越少，所以，政府只得不断地将埋尸津贴提高，5年内埋尸1具从5元涨至6000元，从中即可看见殡葬费用之高，又可窥见防疫经费支出损失之大。

四、日军细菌战给浙江造成无数人间惨剧和严重精神创伤日军的细菌武器攻击，给浙江人民造成了无数的人间惨剧和严重的精神伤害。由于细菌武器传播力极强极快，无孔不入，常是一家数口或者全家被感染丧命；加上缺医少药、生活贫困，大多数民众一旦被感染，只能听天由命，这使民众产生了极度的恐慌心理。那些侥幸存活下来的人，眼睁睁地看着身边的亲朋好友被疫情夺去生命，从精神到心灵都受到残酷的打击。

在日军3次大规模的细菌武器攻击下，宁波、衢州、金华、丽水、温州等重灾区，全家染疫死亡的不在少数，一家仅剩一两个人的比比皆是。宁波开明街鼠疫暴发后，从1940年10月31日到11月15日，就有8户人家全部死绝；1942年11月鼠疫蔓延到义乌后，不到两个月时间，义乌的塔下洲村全家死绝的就有9户。

根据衢县城区的不完全统计，1940—1941年间因鼠疫而致全家死绝的有17户，一家死3人以上的有20户，一家死2人的有29户，惨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有54户。因日军细菌战造成的人间惨剧数不胜数，遭受日军细菌武器攻击之处，身披丧服者满目皆是，悲凄哀号声此起彼伏。

日军细菌战给经历者、特别是幸存者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和恐怖，这种精神伤害和心理创伤伴随着他（她）们一生。

宁波开明街泥水匠戚信荣，曾经参与1940年11月开明街一带疫区隔离墙的建筑，以及尸体掩埋。鼠疫患者临死前的惨状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说：“我亲眼目睹患者脸红似醉汉，两眼充血发红，表情惊恐痛苦，两手乱抓头发，头向墙壁乱撞，胡言乱语，狂叫了一阵之后，疲惫不堪，终于昏了过去。由于死人多，棺材供不应求，有时只好把两具尸体合放入一口薄皮棺材中，其状惨不忍睹，使死难者家属痛哭流涕，不能自已。”

鼠疫受害者家属及宁波群众在开明街

侵华日军细菌战宁波鼠疫区遗址纪念碑前谴责日军罪行

宁波当年唯一被治愈的感染者钱贵法后来也回忆，他感染鼠疫后，在被转移到“甲部”（临时隔离医院，专门收容确诊的鼠疫病人）的半个月里，“触目所见皆为揪心撕肺的悲惨场面，成为永远无法抹去的记忆。我到‘同顺提庄’的当天，周围便暴死十多人。有人大声吼叫，凄惨攥心；有的讲呓语，手脚抽搐，死去如烤虾般弯曲，眼珠突出，全身发黑；有的病人突然大声一叫，从病床上滚下来，脸红如醉汉，神志不清，胡言乱语，满地打滚，乱扯乱抓，全身痉挛后万分痛苦地死去。我还看到一名40岁左右的妇女喊着要水喝，见无人理会，便挣扎着爬到墙边喝了两口沟水，不一会儿，全身抽搐几次便不动了。”

义乌市稠城镇桥东村楼谋谓回忆：“当初我家祖孙三代人丁兴旺，但鼠疫令我家破人亡。从1942年农历腊月二十四日至次年正月初八，仅半个月时间，我家8口人因此而死，真是太惨了。我的大伯是最早得病的。他起先发烧，接着卧床死去了，遗体埋葬在村前的山背上。紧接着死去的7个亲人，遗体都来不及埋葬，一具具尸首就横卧在大伯父的墓房里。”

义乌市稠江街道上崇山村王基旭控诉：“1942年9月，日军在义乌发动了细菌战，投放鼠

因细菌战导致双脚溃疡最后截肢的楼浩千老人

疫病菌。我的奶奶、爸爸、姑姑不幸感染上了鼠疫菌，发病后出现了高烧、眩晕、淋巴结肿大，很快就都死掉了。其中最惨的是我奶奶，她被日本人诱骗去了林山寺，被‘日本医疗队’解剖了，五脏六腑全部被掏走了，只剩下了一个躯壳。这惨绝人寰的场景，让前去收尸的爷爷不禁气血上涌，一口气上不来，瞎了眼。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恐怖。”

著名文学家金庸先生曾于1940年至1941年在省立衢州中学高二年级读书。当时，该校为避免遭到日军飞机轰炸，已从城里迁至离衢城10多公里的石梁镇办学。据金庸先生回忆：“1940年10月4日，日军飞机在衢城上空投下鼠疫菌，造成城里鼠疫流行，并蔓延到农村。1941年9月，同班同学、体育健将毛良楷不幸染上鼠疫，全校师生听说后都十分紧张，大家纷纷逃离学校。毛良楷痛苦地躺在床上哭泣，班主任姜子璜老师拿出自己的薪水，重金雇了两名农民抬担架，我当时是班长，心中虽然害怕，但仍以义不容辞的姿态，连夜跟随担架将病中的良楷同学从石梁护送至县城西侧的衢江隔离船上，并与他垂泪告别。不

多日就听说良楷同学已被鼠疫夺去了年轻的生命。想起在衢江边和良楷同学垂泪告别竟成了永别那一幕，那个夜晚永存在我的记忆深处。这是我在抗日战争期间唯一自觉有点勇敢的事。衢江悠悠，岁月流逝，日本‘731部队’的罪行决不会因此而消失……”

杭州市富阳区东洲街道华墅沙村的章南忠回忆：日军使用细菌武器，我家受害最深了。1943年农历正月初一至1944年农历六月初六，才一年半的时间，家里就有11人因受感染而死，其中有一天连死2人。而且我村帮忙抬棺材的一个人也死去，来我家看望的亲戚朋友也有3人感染而死。到后来，连抬棺材的人也不敢上门收尸，亲戚朋友也不敢来。全村人都是人心惶惶。我们兄弟俩及小伯因逃出在外，才免于一死。原来我家家境还算可以的，短时间里就变成家破人亡，人财两空。

因感染细菌死亡的人，后来没有人敢去抬棺材，或者根本买不到棺材的状况，不仅富阳有，疫区特别是重点疫区都出现过这种情况，当年《东南日报》就曾经报道过好几次。由此也反映出疫情的残酷。

那些感染疫菌后的幸存者，因感染后不易医治，长期忍受自身肉体上的病痛以及社会的疏离甚至歧视，其内心的痛苦难以言表。

感染鼠疫后的幸存者身上都留着淋巴结溃烂的疤痕，有的人甚至成了残疾人。家住江山市清湖镇蔡家山村的柴春亭回忆道：1942年8月下旬，侵占江山的日军撤退时，在七里桥路边丢下一篮子带有鼠疫细菌的米饼。当时因为粮食缺乏，大家都吃不饱肚子，丈夫赖根水以及公公赖世帧、婆婆刘月英看到一篮子米饼，高兴地捡来就吃，谁知第二天3个人均发病了，症状都是上吐下泻、腹痛难忍。公公挣扎了几天就去世了，婆婆和丈夫为了活命，就用黄泥水、萝卜籽这个土法子医治，最终保住了性命，但丈夫赖根水却因

20世纪90年代初，在义乌崇山村召开的抗日战争日军细菌战受害者悼念大会

此变成了哑巴，不能说话，直到1999年3月去世。

日军在浙江实施细菌武器攻击中使用了炭疽、鼻疽细菌攻击，造成无数平民百姓罹患此种恶疫，这已成为铁的事实。那些感染炭疽、鼻疽病的幸存者，他（她）们的脚和腿部终生溃烂而无法治愈，有的不得不截肢，更是苦不堪言；他（她）们一辈子都丧失劳动能力，生活失去便利和快乐；他（她）们感染溃烂处整天散发着恶臭，既要忍受着剧痛，还不敢与人交往，人生丧失自尊。精神创伤和肉体病痛，伴随着（她）们的一生。

富阳新登镇月和村朱永年老人，16岁即当挑夫糊口度日。1942年7月中旬，他和伙伴们一起挑纸到余杭三墩等地出卖，不幸染上了日军施放的细菌病毒，回家后即开始溃烂，无法下床行走，从此受尽折磨。朱永年的右脚小腿溃烂红肿，痛得难受时他只好在床头挖个洞，下面放只脸盆，自己用刀子划破脚上的脓口让脓液流入床洞下的脸盆里。为了医治他的“烂腿病”，解放后他和家人一直想方设法求医问药，但仍是终生不愈。

东阳歌山镇中央坟村的胡金兰，当年在兰溪撑筏时因右脚划破感染了炭疽病毒，烂脚一生。他老婆因为他烂脚，臭得无法忍受，便逃走另嫁了。胡金兰晚年极其痛苦，脚肿得很大而且奇臭，连被絮、蚊帐都有臭气。据他外甥讲，胡金兰在临终时，右脚已经完全失去知觉，虫子爬满全身，是虫子吃空了他的脚，脚已经断了下来。真是惨不忍睹！

丽水县（现为莲都区）青林村村民陈章森于1942年秋天开始烂脚。1998年12月末，日本“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辩护律师团”事务局长一濑敬一郎先生，看到已经89岁的陈章森老人小腿部仍在溃烂出血，周围有黑色痂这种病状，认为日军细菌战的危害还在继续。青林村全村有14人得炭疽病致死。600多人的青林村，还有约二三百人患有皮肤烂疥疾病。

日军细菌战给浙江人民造成深重灾难。今天，我们回顾这段血泪斑斑的历史，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为了充分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不忘历史，增强忧患意识；珍爱和平，保持清醒头脑；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让世界各国人民永享和平安宁。

作者系原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